第三节 证据的信息性和关联性之间的关系 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对待证事实具有证明作用，和待证事实有关，能被纳入到案件审查的证据范围。如张三起诉李四的民间借贷案件，李四自己书写的一份欠条，对于张三来说是直接证据，但这份欠条无论多么珍贵，也只是对于张三的诉讼请求有关，从借贷合同的相对性上来说，该欠条放到李四起诉王五的案子就和李四的请求无相关性。《民诉法解释》第95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性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第104条第2款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事件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49条也明确，对于案件没有关联的证据材料，应予排除并说明理由。 从以上的相关规定看，证据相关性解决的是证据资格的问题，即“证据”能否进入法庭成为诉讼证据。只有先解决了证据资格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谈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明确证据关联性的相关规定，对于收集、调查和固定相关证据具有指引作用。 证据的信息性，是证据的内容，正是信息的可解读性构成了证据的核心价值。例如，前述李四所写的欠条，表现形式是一纸文书，其内容是附着在纸上的具体信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以及双方对于利息、还款期限、有无担保等事项是否也有约定。而这些证据信息是需要运用证据的人进行解读，向法庭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才发挥证据的证明作用，否则，证据如果不具有被解读的品质就是“哑巴证据”。例如，法庭上公诉人出示杀人凶器，其举证陈述：经侦查人员在案发现场提取并对凶器上的血迹、指纹进行鉴定、比对，证明被告人于案发当日持该凶器杀害被害人的事实。如果没有解读，显然，一把菜刀孤零零地躲在那，谁也不知道它和案件具有何种关联。对此，张保生教授有精彩论述“物证、书证作为‘哑巴证据’，它们能够记录案件事实，却不能主动‘诉说’案情。因此，第59条规定，‘向法庭出示物证，应当对该物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取情况作概括的说明。’第60条规定，‘当庭出示的书证，应当对书证所要证明的内容、获取情况作概括的说明。’”以上的“说明”，即是先提取证据信息，然后概括和解读，从而形成诉讼证据的信息传递，被受众所理解、审查和接受。 从实务的角度看，不仅物证、书证如此，其他形式的证据，都需要先提取证据信息，然后根据证据信息对事实或主张的证明作用进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举证是举出特定形式的证据，但关键是对证据信息进行陈述的过程；质证，是一方对于举证方陈述的证据信息和事实主张予以认可或质疑、反驳；认证，则是综合各方的陈述，决定哪一方主张的证据信息成立，从而采信证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证据的信息性是证据与案件具有关联性的内在逻辑联系，信息性也是决定证据关联性的保证。理解了这一层含义，在运用证据的实践中，就会把工作重点放在有效全面地提取和分析证据信息，在此基础上再详细整理对信息的解读，形成缜密地举证或质证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