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二十世纪初，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在西方侵略者连番的打击下处于风雨飘摇的地步，国仇家恨的情绪萦绕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在紫禁城中，尽管空气里依然弥漫着还没有散尽的硝烟的气息，但这里的人似乎还没有在大梦中苏醒起来。 身为这个偌大帝国的实际主宰者，已经是古稀之年的慈禧太后依旧稳居深宫，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潜在的敌雠。 奔丧假（送葬队伍绵延数十公里） 就在这个时候，作为慈禧太后最宠爱的身边人，大太监李莲英突然眼含着泪水来向她告假。原来，李莲英的母亲在不久前去世了，他想回家奔丧。 面对这个已经伺候自己多年的知心人，慈禧太后也是颇为垂怜，不仅准了假，还赐给他四十八万两白银作为抚恤。 带着这笔钱，李莲英回到了大城县的老家，为他的母亲办了一场让世人惊叹的葬礼。 在1907年的冬天，大城县的李家匆匆忙忙地派人赶赴北京，给身在紫禁城的“李家二哥”递消息——李老太太病逝了。 收到家人的来信，李莲英也是急忙去找了慈禧太后，说明事由后，向老太太告假奔丧。 李莲英作为慈禧身边的红人，慈禧本身是不愿意李莲英离开的，但人伦孝道是封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况且身为古稀老人的慈禧对百年之事现在心中也有了更多的感触。 所以她不仅答应的很干脆，还对他说：“念你是个孝子，我赏你一帑，作治丧之用，如果不够，再找直隶总督袁世凯去要。” 这之后，李莲英跪拜谢恩，紧接着就收拾行囊，拿了慈禧太后赏赐的一帑，也就是四十八万两白银回了大城县老家。 李莲英的返乡在当地是个大事件，谁人不知道李家的老二现在是太后的红人，多少人都盼望着通过巴结李莲英而获得慈禧的赏识。 这不，李莲英一回家，十里八乡的士绅都来拜访致哀。 在回家后，李莲英要做的事首先就是准备母亲的丧事，而他现在手握慈禧赏赐的巨额白银，还有他自己多年的积蓄，自然不会从简从速，而是要大办特办，一定要让老人走得“风风光光”的。 为了办好这件事，李莲英给自己的兄弟子侄交待：“只要把事情办得排场一些，体面一些，就不要怕花银子，钱不够可以再加。” 不过，谨慎了一辈子的李莲英在这件事上也有底线，他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如果失了规矩，一定会惹来麻烦。 所以他特意交待：“按照咱家的身份，以寻常百姓人家最高衔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超越礼制。” 在知道李莲英为此次治丧准备了五十万两白银的时候，一向生活奢侈的李家人还是吓了一跳。 虽说当地的大户人家也有在丧事上大操大办的，但像这样一次性豪掷五十万两白银，还是闻所未闻。 惊诧归惊诧，既然主家已经发话了，下面的人自然只有照办。在那段时间，李家的人就开始搜肠刮肚，一个劲地琢磨该怎么花钱。 担心自个拿不出好主意，李家的人还四处去请当地最有学问的先生请教，并到处翻阅典籍，找那些既体面又能花钱的方式。 谁曾想，仅这一准备工作，就进行了好几个月，直到第二年开春，李家才基本拿出了一个让李莲英满意的方案，老太太的葬礼终于可以进行了。 于是，在1908年的初春，李莲英母亲的葬礼终于开始了，由于完全遵照古礼进行，使得整个葬礼过程十分繁琐，竟然需要三十五天才能进行完毕。 在这三十五天内，李莲英大摆宴席，宴请整个大城县的父老乡亲，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哪怕是街头的乞丐，也能去李家赴宴，而且不需要上礼，只要在老人家的灵前上柱香就可以了。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相信这样的事，没什么人敢去李家蹭饭，尤其是袁世凯特意派了几百人的士兵去李家维持治安，路人看到凶神恶煞的士兵，更不敢靠近李家。 李莲英在知道后就很不高兴，特意嘱咐袁世凯，让士兵只在夜里巡逻，白天必须撤走。这下，人们的胆子才放开了，周遭的百姓都一股脑地涌进李家胡吃海塞。 至于宴席，是按当地风俗最高规格准备的，当地人称之为“十三碗”，共四凉碟和九大碗，一水的大鱼大肉和山珍海味，菜品不但异常丰盛，而且不限量供应。 为了应对百姓过来悼念吃席，李家光是厨师就请了两百多人，炒菜的灶台在外面排开，大厨们热火朝天的烹制，十分壮观。 就连蒸馒头这样的活，都需要三个村子的人从早忙到晚，试想这是何等的场面。 去吃饭的人不但可以现场吃，还可以往家里带，在李府的门口摆了八口大缸，里面装满了肉，还有馒头，路过的人们任由取拿。 在那三十五天中，仅其中的猪肉一项，李家就几乎买光了大城县所有的猪，甚至邻近的县城猪肉都供不应求，以至于价格暴涨。 因为李家的大肆采买，把肉价抬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很多人家想吃猪肉也吃不起和买不到。 不过，自己吃不起可以去李家吃，还是免费的，不少人在大快朵颐之余，都从李家往自家拿，这些被拿走的肉在葬礼之后还让当地的人过了很久的好日子。 1908年的那个春天，成为了大城县所有贫苦百姓记忆中最幸福的一个春天，许多人在多年后依旧在回味着那次的葬礼，对于食不果腹的百姓来说，李莲英这次或许是做了件好事。 俗话说得好，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在李母下葬的那天，大城县几乎是全县出动，去给李母送葬，二十多个青年小伙子抬着棺材走在前面，后面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十公里，场面十分壮观，比之皇帝下葬的场景也不逊色。 对于这个场景，李莲英非常高兴，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他的母亲能以如此风光体面的方式下葬，也是了了他的心愿。 而在葬礼结束后，李莲英和家中的几个兄弟坐在一起算了笔帐，此次葬礼花费超过五十五万两白银，甚至还超出最初的预算五万两。 大家或许对五十五万两白银没有什么概念，那不妨来比对一下，后来的慈禧太后的葬礼，花费大概是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光绪皇帝的葬礼花费也只有五十万两白银。 区区一个太监的母亲，葬礼费用竟然达到了一朝国母葬仪用度的三分之一，更是比皇帝葬礼的耗费还要多，真是让人感到震惊和悲哀。 对于这样一笔巨额花销，李莲英满不在乎，这笔钱对他而言就像丢进池塘的一块大金砖，他只管那“扑通”一声响不响，毫不在意丢进去的是什么。 李莲英可以不在乎，但我们却不得不问一声：李莲英凭什么如此招摇？ 要知道，就在李母葬礼的八年前，清政府刚刚遭遇了“庚子国变”的屈辱失败，被迫签订《辛丑条约》。 但就在这样惨痛的失败与巨大的诟辱后，一个清廷的宦官，用数十万国帑给自己的母亲办葬礼，这实在不能不让人质疑。 李莲英肯花这么多钱办这场葬礼，想来也是有诸多目的的。 这个在1848年出生在直隶省顺天府大城县的穷苦人，作为家中第二个孩子，七岁就因为家中生计艰难而被迫净身进入了宫廷。 就此时来说，李莲英的命运是悲惨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家庭，都是不愿意自己的孩子遭受这样的屈辱，去过那样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但李莲英终究只是时代的车轮下被碾“死”的一个穷苦人，他唯有接受命运的安排。 不过，李莲英也是幸运的，尽管他成为了宦官，但靠着一手精湛的梳头发的手艺，李莲英博得了慈禧的喜爱，就此成了慈禧身边的贴身太监。 他的细心与贴心甚至把一众心灵手巧的宫女都比了下去，让慈禧对他宠信有加。 有一门手艺是李莲英能够在慈禧身边立足的基本条件，但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李莲英高超的情商与处世智慧才是他成为慈禧身边红人的最大优势。 有一次，慈禧在宫里看戏，一个叫杨小楼的艺人表演地很出色，慈禧一高兴就要赏赐他。 但是，杨小楼不要慈禧赏赐的糕点，只想要慈禧题个“福”字。 趁着高兴劲，慈禧也是答应了下来。没成想，慈禧一激动，把福字的左半边多写了一点。 这下，杨小楼犯难了，这字要了的话必要被他人指摘，到时候就是自己的罪过，而不拿肯定会惹慈禧生气，自己更要小命不保。 就在犯难的时候，还是李莲英出来打圆场，他说：“老佛爷之福，比世上任何人都要多一点呀！” 一句话点醒了慈禧，也点醒了杨小楼，杨小楼赶紧说：“这万人之上之福，奴才怎么敢领呢。” 慈禧见此情景，也是顺水推舟，说：“好吧，那就改天再赐你吧。”如此，这番尴尬场景便被李莲英轻易化解了。 除了圆滑，李莲英也很会讨慈禧欢心。 一天，慈禧在颐和园里转悠，李莲英特意给她安排了一个放生的节目，只见那鱼鸟在离开笼子和水缸后，又立即聚拢了回来，李莲英赶紧说：“老佛爷的大恩德，让鱼鸟都舍不得离开呢。” 慈禧对这话很受用，顿时开心地笑了起来。而实际上，李莲英只是将这些鱼鸟饿了一天，然后在笼子和水池里放了饵料而已。 尽管这些事情都是一些小事，但至少可以看出李莲英在为人上的圆滑和伺候主子时的用心。 也正是因为这些，慈禧对李莲英可以说恩宠有加，甚至不惜违背祖制赏了他二品顶戴花翎。 要知道，当年雍正皇帝定下了规矩，宦官最高只能到四品，防的就是宦官势大而干政。至此，李莲英的成就，可以说达到了满清内官之最。 取得一定地位的李莲英，其威望和财富都在不断累积，不少人都想趁着他这个太后身边红人的身份来疏通关系，这其中的关节利害不为外人知晓，但我们也能想见。 就拿伺候慈禧的饮食起居来说，江宁织造总局是负责给大内生产衣物的，他们生产的衣物都要经过内廷的指示。 这就成了李莲英等人敲诈勒索的机会，每次都要花费上百两白银才能顺利和这位总管太监完成交接。 不仅如此，即便是在后来的“太后西狩”过程中，因为慈禧的一应花销都要地方承担，这也给了李莲英等人勒索的机会。 纵使国难当头，这些人依旧按捺不住心中的贪欲，实在让人激愤。 除此之外，李莲英在北京还有三处豪华宅院，分别位于军机处、彩和坊、锥房居。 这三处宅院，都是李莲英贪墨所得，其中军机处那间房子本来是军机章京的外值庐，竟也被他据为己有，而他自己并不居住其中，而是让他的弟弟一家生活在此。 同样的，另外两处居所都是由李莲英的家人居住，他自己本人平时都是在宫内值守，基本用不到。 也就是说，仅仅凭借着西太后的个人恩宠，李莲英就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从低贱的奴仆成为名望日高的大人物，并开始作威作福，乃至于成为国之虫蠹。 但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在宫廷摸爬滚打数十年，终于混成了一番模样，对于李莲英来说，也是对人生的一种弥补。 毕竟他是一个宦官，身体上的残缺导致的心灵创伤暂且不谈，这带给家人的也是非议和指摘。 李莲英自己对家人和母亲也感到十分歉疚，早年的无奈他早已淡然，而不能侍奉母亲是他的遗憾。 如此，大家也就不难理解李莲英为什么要在母亲的葬礼上大办特办，一来是对母亲的告慰。 二来其实是对乡邻宣示：我李莲英今时不同往日，大城县没人能和我比。 三来也是作为慈禧的身边人，要给慈禧争面子。 终于，这场宏大的“闹剧”结束了，李莲英也回到了紫禁城，继续侍奉慈禧太后。 然而，就在当年的11月15日，时年七十三岁的慈禧太后也薨亡了。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失去了慈禧太后的李莲英，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但李莲英为人圆滑，倒也没招来什么祸事，落得个安稳退休。 1909年的二月初二，李莲英离开了他生活了五十二年的皇宫，回了老家颐养天年，直至1911年的3月4日亡故。 作为清朝最具传奇色彩的太监，李莲英的身后事也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就说李莲英之所以离开皇宫，是因为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成为了摄政亲王，李莲英唯恐遭到报复才引退的。 坊间传言说，慈禧在死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光绪，所以最后派李莲英毒死了光绪皇帝，以至于载沣要迁怒于李莲英。 其实观察史料的话，这个说法是要存疑的。 李莲英尽管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但他与光绪的关系并不坏，甚至还很好。 光绪皇帝从小就是在李莲英的看护下长大的，光绪还亲切地称呼李莲英为“谙达”，也就是师傅的意思。 在庚子国变中，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后来回到保定驻跸，慈禧自己的行辕收拾地干干净净，非常地舒适和奢华，但光绪皇帝住的地方却连个铺盖都没有。 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光绪被冻得瑟瑟发抖，李莲英在偶然看到后，抱着光绪的腿痛哭出声：“奴才该死！” 说完还跑回房间把自己的铺盖搬过来给光绪用，光绪后来回忆说：“若无李谙达，朕活不到今天。” 就这一点来说，李莲英在光绪之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很难说清的，那载沣对李莲英的恨又从何谈起。 况且，以李莲英的“贱奴”身份，载沣想要针对他，难道就只是让他引退这么简单吗？ 再说李莲英的死，也是有疑点的，据李家人对外所说，李莲英是感染了痢疾病死的。 但问题在于，李莲英是在三月份死的，那个时候是初春，并非痢疾流行的时期。 况且，李莲英的墓葬在1966年被发现，且已经被盗掘，考古工作者不得已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棺椁中只有李莲英的头颅、一件长袍和一双鞋子，而不见身体。 如果李莲英是病死后下葬的，那他的身体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会身首异处呢？ 难道说是盗墓贼将其偷走了，但李莲英只是一个太监，谁会放着墓葬里的宝贝不拿，单单偷走一具宦官的尸身呢？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李莲英得罪了人，所以被人报复。另一种是下葬的时候就没有尸身，也就是李莲英并非病逝的。 就史料来看，李莲英是一个十分圆滑谨慎的人，没有资料能够支撑有人挟私报复这一论断，那就只有第二种可能了。 由此，也衍生出关于李莲英之死的另外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这样的，有人说李莲英是在拜访步军统领江朝宗的时候，在返回的路上被劫道的土匪杀害的。 随行的车夫和侍从赶紧回家报告李家人，等到李家人赶到，找了一夜也只找到了李莲英的头颅，尸体不知所踪，最终只能将头颅下葬。 而至于第二种说法，是说李莲英去看望在山东的侄女，顺便在泰山游玩，回京的路上被人所杀，随从不敢把他的尸体运回去，就只带了他的头颅回来。 以上两种说法都流行一时，而李家人为了维护颜面，坚称李莲英是病逝的。 在李莲英死后，隆裕太后赏赐了李家白银一千两作为抚恤。 最后，李莲英被安葬在了海淀区玉渊潭思济庄村，其墓园占地达二十亩，配备了祠堂和配殿，可以说很是奢华。 只不过，李莲英的墓被盗掘了，并受到严重破坏，如今只留存下一块墓志铭的拓片。 不得不说，相比李莲英葬母时慈禧太后的阔绰，对于李莲英的身后事，隆裕太后就显得太过“小气”。 不过也是，李莲英是慈禧的红人，又不是隆裕太后的宠臣，稍加抚恤已经是“皇恩浩荡”，哪里会像慈禧一样呢？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对清廷奉献五十多年的老臣，千两白银的抚恤算不上丰厚，这也能看出清朝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身为中华儿女的一员，每一个人都对近代历史上中国的遭遇有着极深的感触，清朝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咎于统治者的无能和腐朽，这从李莲英葬母这件事就能看出。 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一次比一次赔偿的款项多，国家不得不追加课税，甚至把海关都抵押给别人。 更让人痛心的是，满清统治者宁愿赔款，在寿宴和园林上一再挥金如土，甚至可以给家奴豪掷数十万白银，但唯独在抵抗入侵上一再克扣。 晚清的失败，岂是一句国弱所能概括，朽烂不堪的朝廷才是病症所在。 就李莲英本人来说，他是生活的弃子，却也被命运垂青。 出身寒苦的他不得不净身入宫，成为一个被人轻贱的阉宦，却也凭着自己的本事一跃成为众人追捧的权宦，这的确是一种“能力”。 有人曾说清朝的一半都坏在了李莲英的手中，这句话就太过于拔高李莲英的影响，比之赵高、十常侍、鱼朝恩、魏忠贤等前辈，李莲英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可以说太过渺小，清朝的弊病有很多，但却不在宦官上。 李莲英确实说得上是蠹虫，但他终究只是蠹虫，而非撼山动岳的巨鲸。李莲英葬母的故事，读来让人瞠目，但也仅是清末乱局下的一出“闹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