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了一般自首，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要「自动投案」，二是要如实供述主要罪行。对于普通刑事犯罪而言，自动投案的认定较为宽松，只要还没有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讯问，而主动到办案机关等单位投案的，都认为是自动投案。而职务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监察法》实施之前，通常会由纪委先对被调查人员进行调查谈话，所以在2009年发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自首立功意见》）中规定，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所以，较之于普通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案件多了一个「调查谈话」。 《监察法》实施之后，对于职务犯罪人员在什么条件下构成一般自首，一直存在争议。而这种争议，以2019年10月《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主动投案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主动投案规定》）的发布达到了巅峰。《主动投案规定》根据主体不同，规定了两种「主动投案」：一是党员、监察对象的涉嫌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未被纪检监察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尚未受到纪检监察机关的审查调查谈话、讯问或者尚未被采取留置措施时，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二是涉案人员的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未被纪检监察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尚未受到纪检监察机关的询问、审查调查谈话、讯问或者尚未被采取留置措施时，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 自动投案（主动投案与自动投案有何区别） 对于第一类人员，虽然在表面上与《自首立功意见》的规定并无实质性区别，但问题是《主动投案规定》细化了几种具体的主动投案的情形，其中就包括：在初步核实阶段，尚未受到纪检监察机关谈话时主动投案的。那么这里的「谈话」和《自首立功意见》中的调查谈话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观点和操作方式。有的检察院认为，只要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相关罪行，而后与第一类人员有“言语上的接触”（包括打电话），就属于「谈话」，以这种观点主导所作出的刑事判决，都没有认定“电话传唤”到纪检监察机关构成主动投案，也没有认定构成自首。但是也有的办案机关认为，这里的「谈话」必须得是立案调查后的「调查谈话」，与“初核”无涉，以与《自首立功意见》保持一致，持这种观点的刑事判决，对于“电话传唤”到纪检监察部门的，都认定构成主动投案。最高人民法院支持了后一种观点，即此处的「谈话」指的是审查调查阶段的「审查调查谈话」，而不包括初核阶段的「谈话」「函询」等行为。（详见《人民法院报》2021年12月30日第6版） 对于第二类人员，也就是既不是党员也不是监察对象的人员，如果参与了共同职务犯罪，较之于第一类人员认定主动投案，多出了“接受询问之前”的限制条件。对此，我们认为结合第一类人员相关规定的精神，此处的「询问」应当是指已经确定相关人员有犯罪行为但尚未立案之前的「询问」，而不应当指「一般性的询问」。可是，即便这样认为，对于第二类人员构成「主动投案」的认定也是极为苛刻的。比如，第二类人员接受有针对性的「询问」时，没有如实交代，办案机关考虑到证据问题，无法根据《监察法》的相关规定对其留置，就让其回家等候，此后，相关人员又主动到监察委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属于《主动投案规定》中的「主动投案」。进而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他构不构成「自动投案」呢？虽然前述《人民法院报》中的文章认为「自动投案」和「主动投案」并无二致，但笔者认为，对于第二类人员而言，还是有区别的必要，因为党纪严于国法，如果作为党员和监察对象都认为构成主动投案并认定自首，对于其他嫌疑人而言更应当认定自首，如果不加区别，其他嫌疑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就无法构成自首，相当于对党员和监察对象的处罚更为轻缓，这明显不符合立法的初衷。 综上，笔者认为，《主动投案规定》当中的「主动投案」，是那种最为典型的自首所具备的情形，而《自首立功意见》中的「自动投案」，范围比前者更加宽泛，尤其对于共同犯罪的非党员、非监察对象而言，将「自动投案」区别于「主动投案」更加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