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毛主席每每想到那场遵义会议，心中总会感激一个人，正是这个人在会议的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把票投给毛主席，毛主席才能在中国革命事业中施展拳脚，也是这个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在投票的关键一刻，他又说了什么？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实行“左倾”冒险主义，导致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此红军和中共中央就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启了两万千里的长征。 一开始，毛主席和王稼祥差点和长征失之交臂。1934年10月，王稼祥被飞机炸伤，毛主席身患疟疾，李德决定将这些伤员干部都留在安全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后，许多同志都来劝说李德，毛主席是中华苏维共和国的主席，可不能没有他。后来毛主席在得知王稼祥也被留下后，一直在劝说李德，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要和自己一起行动，听到这句话，李德才愿意他们一起随军转移。 一路上，看到李德博古二人总是打败仗，毛主席为那些牺牲的士兵心痛不已。 1934年12月12日在湘江会议之后，红军按照之前的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但是那时候蒋介石已经发现了红军要去往湘西，于是在湘西部署了大量兵力，等待着红军进入圈套。在这个危急关头，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建议不要去湘西，而是去国民党防守更为薄弱的贵州，给贵州的国民党军队来个出其不意，化被动为主动。但是毛主席的建议受到了博古和李德的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坚持原计划，继续去湘西和红2、红6军团会合。烦恼的毛主席只好去找王稼祥诉说自己的烦心事。 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回忆录中，记载了红军进入湖南西部通道之前，两个人进行了深切的谈话。毛主席当时和王稼祥坐在草屋前的地上，看到李德博古的排兵布阵，心里直打转，毛主席和王稼祥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局势，毛主席深思地说：“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可惜我们这位洋顾问，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说完之后毛主席长叹一口气。苦于自己在军队中没有发言的权利，对于这一切也只能发发牢骚。听到这句话后王稼祥摇了摇头，说到在军中未必会没有人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还是有很多同志同意你的的看法的。 王稼祥先是找了张闻天，详细地谈了毛主席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听了之后，表示会明确同意毛主席的想法，他还来到了王稼祥和毛主席的身边，利用休息的时候交谈，嘱咐保卫人员一定要照顾好毛主席，就这样三个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再让博古李德这样指挥下去。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因为脚底受伤化脓，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他与王稼祥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根据当前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领导，最好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与此同时，朱德和周恩来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一致同意毛主席的主张。最后和博古等人精心激烈的讨论之后，两个人的力量实在拗不过五个人的力量，就同意了毛主席的方案。 15日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并在黎平召开了会议，肯定了毛主席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四川和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毛主席这一决定避免了红军掉入蒋介石的口袋，保留了红军的实力，还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会议结束之后，中央建立红军兵分二路，向贵州北边进攻，一连占领了贵州七座县城，在12月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在猴场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首次提出了要以遵义为中心的贵州北部地区，向四川和贵州创建新的根据地，会议中还强调了：“关于作战方针们还有作战时间的地点的选择上，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内容，暗示已经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在1935年一月初，中央头部红军进入了贵州遵义。 截至1935年，中央受到“左倾”错误的危害，已经长达4年之久了，从一开始王明到现在的博古李德，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我们党内很多同志，都对他们的指挥表达过不满，毛主席也是屡屡提出意见，但是很少被接受，当时我们中央党委为什么那么信任这些“左倾”人士，这些“左倾”人士又是什么来由？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李德，他是来自共产国际的，而且他们每个人生身上都有着苏联留学的经历，当时我们党在很多方面都是学的苏联，所以对于这些海外留学人士，我们还是带有很大的信任度的。拥有如此漂亮的履历，这些留学海外的他们，为什么屡屡犯错呢？ 第一当时他们的年龄很小，大概就是二十出头，没有太多的经历。第二是他们并没有毛主席这些老干部更加懂得中国情况。只会用书本上的知识。我们党内在经历湘江战役之后，看到了博古李德的不足，也说明我们党内的干部更加熟悉中国的情况，我们是可以打赢胜仗的。 于是中央党委决定，总结一下关于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1月10日，博古找到了周恩来说：“一两个月来，毛、张、王、彭林等人对我们有些意见，大家要求开会，检讨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早就想“趁着这个能喘气的时候，好好地总结一下，”因此回应道：“是要好好总结一下，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一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个是研究下一步的军事方向，”博古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在遵义进行短暂的修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了提供了必要条件。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在会议上，博古首先做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一直在为自己的左倾思想辩护。接着是周恩来做的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毛主席在会议中着重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是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在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场激烈又严肃的党内斗争，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就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站了起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同毛主席的主张，又严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李德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还想脱离这个方法。但事情证明就是实际的瞎指挥。 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看他，并表现出了不满意的表情。王稼祥并没有理会李德的表情，而是继续说了下去。李德进入苏区之后，军事上的什么事都由他自己说了算，博古也只听他一个人的，完全背离了集体领导的制度，不仅如此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惩办制度，自己做得不对，自我不批评，反而对于别人提出的正确的意见还一再否定，这种领导方式，给我党我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红军和党的胜利，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富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主持革命的工作。他郑重地提出要求：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话音刚落，在座的人就鼓起了热烈的掌声，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支持毛主席的主张。 遵义会议最后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指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中，他负责最后的方案决定。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多年以来，毛主席常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在毛主席看来，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那一票非常重要。 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王稼祥和战士们一起，经历长征的艰苦，在雪山过草地的时候，由于环境过于恶劣，王稼祥经常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时间长了他的胃就出现了问题，他的肠子化脓，甚至爬出了蛔虫，当时的医疗环境很差，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只有消炎水，连止痛药都没有，可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硬是支持下来自己走，在爬雪山的时候，他就是在警卫长的搀扶之下走了过来，王稼祥就是凭着这样的毅力，坚持走完了长征。 建国之后虽然王稼祥并没有身居高位，但是毛主席在很多问题上还是喜欢和他进行讨论，询问他的意见，如果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那么王稼祥在会议上关键的一票，改变了毛泽东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此中国的革命生涯便有了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