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工厂工作了半辈子。工厂兴旺时，他带着工人奋斗在第一线；工厂逐渐衰败时，他守着厂子看尽人心冷暖。虽然时间洗去了工厂往日的光辉，但留下了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点点滴滴…… 嘈杂的工厂之夜， 闷热的晚风中， 飘着厂区特有的臭鸡蛋气味。 他们一如既往地换上工作服， 戴上安全帽和头灯， 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爬上高塔， 或钻进漆黑复杂的钢铁管道群， 扛起各种工具修缮设备， 争取在天亮前抢修出来， 不耽误生产。 2016年10月，氮化工一百多名已跳槽职工，在收到工厂即将改制的消息后，自发地集结在厂办公楼前静坐示威，要求和在职职工一样，获得改制赔偿款。这事发生没多久，就在厂里闹得沸沸扬扬。 一天中午，我父亲路过此地，竟在示威人群里发现了刘叔，立刻热情地把他带回了家。 这是刘叔跳槽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胖了点，或许因为室内做工不用晒太阳，他没那么黑了，脸很长，下巴前突，镶在上面的豆豆眼还是一笑就看不见。但这次来，刘叔的笑总透着些尴尬，只在说起厂区改制赔偿时，他才又理直气壮起来。 “虽然我们已经离职，但我们也在这个厂工作过，凭什么现在工厂有钱改制了，就不念我们以前的贡献？就算缩减在职工人的赔偿金，也应该把我们囊括在赔偿范围内！” 刘叔走后，母亲的脸立刻黑下来，嘟囔道：“自己当初做了什么事心里没数吗？还好意思说这种话。”她义愤难填，又厉声告诉父亲，“以后别把他带回来！” 1 刘叔曾是父亲带过的，干活最得力的工人。 2003年，在氮化工净化车间工作了十年的父亲，因为工作认真，又在厂区、市级等几场大型技能比赛中拿到优胜，便从操作班长一路晋升到车间副厂长，管理四个维修班，将近三百名维修工。 氮化工是当时全市最大的化工厂，以化肥作为主打产品。1969年建厂没多久就是全省前50强企业，后来又成为中国化工前500强，在市里算是无人不知。因此，能在车间崭露头角，是当时许多工人奋斗的目标。 但父亲晋升时年纪不大，这似乎引起了车间里一些前辈的不快。 自从父亲当上副长，工作就变得很忙，除了正常上班，晚上他还要检查厂区机器运转情况。一旦出现故障，要立刻找人修理。但许多有技术有经验的老工人心里有疙瘩，常找借口不出工加班，或是干活拖拖拉拉。他们议论：“白天上班还不够，晚上还要我去修机器，这不是故意摆官威是什么？” 工人的不配合让父亲很是头痛，因为维修工是生产一线，要是工人不配合，不加班维修，坏掉的机器就运转不起来，生产势必会被耽误。这样一来，父亲不仅会被上级领导苛责，还会被人看扁。 因此，父亲一心想培养出能够随叫随到、技术过关的维修班。 一天夜晚，车间二号泵出现阀门内漏，需六人前去抢修。接到通知后，父亲逐一给平时技术好的工人打电话，许久才凑齐人数，刘叔就是其中一员。 谁知刚赶到车间，父亲又接到通知，说刘叔的母亲在家里被蛇咬伤，村民辗转几轮把消息带过来。而这时刘叔他们已爬上维修塔，无论是上去告知，还是等他下来再通知，都会延误时间。于是父亲索性连夜骑摩托赶到刘叔家，亲自把他母亲接到厂医院治疗，又赶回家做了一大碗热饭送去。 父亲这份恩情，刘叔一直铭记在心。这事之后，他成了最踏实跟着父亲干活的人。只要父亲找人做工，他一定准时达到现场。 2 父亲看出刘叔的积极，也开始有意培养，一边完成本职工作，一边以师傅的身份教刘叔技艺。譬如锯削铰孔，机械测量和热处理，教他如何用大锤击打铜泵碱泵，让变换气在吸收塔里与碱水相遇，脱出一氧化碳。那时刘叔结婚晚，父亲还三天两头带他回家吃饭喝酒。 刘叔第一次来家吃饭时，我已经听母亲提了许多次。她说：“每次父亲要找人做工，刘叔总是最快响应的，所以以后见到他，都要喊‘刘叔好’。” 但母亲私下里也曾开玩笑，说父亲太无私，把看家本领都教出去，父亲却不以为然：“有师傅教很关键，有些问题半天想不出来，师傅点一下可能就会了。小刘学得快，以后做工我也放心。” 在父亲的指导下，刘叔果真成长很快，没多久就成了操作班长，是当时车间班长中最年轻的一个。而刘叔感遇父亲器重，也忙不迭地帮他攻克一些关系。 当时不少工人对加班有意见，刘叔便趁喝酒和他们分析加班的必要：“在我们车间，加班费按百分之三百来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大家都是为了挣钱，不然靠那点死工资，能撑到几时？” 他又劝说那些心里有疙瘩的老职工：“你以为厂长喊你加班是故意累你，用身份压你？你傻啊，百分之三百加班费，多少人眼红啊！” 刘叔所言不虚。那时车间工人大多都已经成家，配偶要么也是职工，要么来自周边农村，收入都不高，加班确实是能够改善收入的有效途径。但这些话却不能由父亲亲自说，只有刘叔以一线工人的身份将心比心，才能起到疏导作用。 除此之外，刘叔还亲自给刚进厂的愣头青当师傅。每天上班，刘叔就带他们检查设备。出了问题，他们二话不说，光着膀子，顶着烈日，抡锤上塔整修。 那些年，由于生产设备全年不间断运转，机器已经开始老化，经常大半夜突然出现故障需要抢修。这时，都是刘叔找到工人，准时和父亲在厂区汇合。 嘈杂的工厂之夜，闷热的晚风中飘着厂区特有的臭鸡蛋气味。他们一如既往地换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和头灯，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爬上高塔，或钻进漆黑复杂的钢铁管道群，扛起各种工具修缮设备，争取在天亮前抢修出来，不耽误生产。 即使好几次，刘叔凌晨刚加完班回到家，检查工又报告机器出现问题，但只要父亲一个电话，他便毫无怨言再次赶赴车间。 刘叔在一线奋斗，父亲兜好后盾——每次抢修结束，父亲总带他们下馆子，加班费全按百分之三百地发。没几年，车间工人着实齐心不少，出了许多能随叫随到、肯吃苦的维修工，还连续几年拿到厂区优秀车间奖，而这些全然少不了刘叔的尽心。 父亲越来越欣赏刘叔，不仅把他提为工段长，甚至向母亲透露，等自己退休就向领导推荐刘叔。 但偶尔，他们之间也会有些不快。 自从刘叔带出一班技术了得的工人，就有些小团体主义，有油水的工作总是先安排给自己班工人。父亲提醒他，加班的机会应该平均些，不该总集中给同一批人。刘叔不以为然：“干得好的人多干点，多给他们赚点，做工才更努力嘛。” 于是不少工人为了这些福利，不惜给刘叔送礼、请他吃饭，就为了进他的维修班。父亲看不惯刘叔飘飘然的样子，几次提醒却不见他收敛。 后来的一件小事，让父亲和刘叔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 当时，氮化工的生产效益开始下滑，工人工资很久没有涨，过去经常发的超产奖，以及每天都有的蛋奶鱼肉等福利也不见踪影。所有工人都眼巴巴等着加班，指望能靠这多挣点钱。 父亲知道这个问题后，再碰上加班，就不光只联系刘叔了，也开始联系其他工段长，尽量保证每个工人都能加上班。譬如李叔那样力气大却头脑简单，维修技术稍欠火候的工人，父亲也会安排他加班，甚至几次亲自带他上维修塔。 这种做法让刘叔有些微词。一次吃饭，他趁着酒劲把话说出来，无非李叔干活不行，机器他修一次，别人要帮他修三次。“我看以后还是少找他，我们班各个都做得比他好。” 父亲却说，现在效益不好，大家都要养家糊口，加班费自然谁都想要。如果总不让老李做，他又赚不到钱，只怕以后越来越没信心。“技术都是练出来的，他多看多做，以后就熟练了。” 听了父亲的话，刘叔没有表现出不满，却在一段时间里不到家里来吃饭了。那时刘叔已经结婚生子，每逢周末父母开会没空陪我，刘叔就带我和弟弟到河边钓鱼。但和父亲几次谈话不愉快后，他再也没带过我。 3 细微的矛盾似乎没能掀起波澜，工厂仍旧继续运转，父亲仍打算退休后就把刘叔推荐上去。谁知2006年，氮化工遇上了建厂以来的最大危机。 这次危机是由于工厂的化肥失去市场所致。过去，几乎全省都用我们厂生产的化肥。但随着其他地区化肥产业的崛起，氮化工的地位受到巨大威胁。 氮化工建于南方，本地煤质量低，燃烧不充分，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所以煤资源都来源于山西煤矿。这无形中拉高了生产成本，销售价格也必须随之上涨。而外地化肥虽质量稍欠，价格却亲民，一下就在省里打开了市场。不仅抢去许多生意，还把市场价格拉低，让氮化工化肥面临成本和价格持平，毫无盈利的危机。 为改变这种状况，2008年，工厂从河南派来了谢总，要挽救氮化工于水火。 谢总戴着一副眼镜，不苟言笑。他主要采取两个改革措施，一是引进“6S管理模式”，也就是整顿清洁工厂；二是鼓励职工到外推销化肥，签单越多，拿到的奖金就越多。 但两个措施实施起来都有难度。 过去工厂工作氛围轻松，工人可以穿便服做工，上下班也无须打卡，管理更多依靠员工自觉。但6S实施后，每个工人都要穿统一的工作服，准时打卡上下班，每天还要清扫工厂。而且职工并不认识可以大量订购化肥的商家，推销和签单更是无从谈起。 没多久，厂里哀声一片。有人说，其实工厂已经好几年入不敷出，可能很快就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也有人幸灾乐祸，说工厂工资低，福利少，倒闭了最好。 就连刘叔也忍不住和其他人抱怨：“整天就搞这些形式化，搞来搞去工资也没见涨。”这话传到父亲耳里，除了提醒刘叔注意言行，也没把话放在心上。 当时父亲和厂区站在一起，除了正常上班，每周还给工人开会上课，说些氮化工要改制成现代化工厂，规范化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云云。 但无论父亲怎么说，厂里如何鼓动，氮化工的效益再也没有恢复。2014年，谢总又回了河南。这意味着改革失败，氮化工迎来群龙无首的半年。 这个消息很快传出去，后来竟演变成氮化工快要破产，而且相信的人越来越多。没多久，其他市的化工厂纷纷来到厂里招人，想挖走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他们大张旗鼓地在厂区摆桌子、发传单，声称只要跳槽，每月工资翻倍。 母亲每次看见，回了家都免不了一顿大骂：“真是欺负到头上来了，这个厂还没垮呢，竟然就这样公开过来抢人？我就不信真的有人会走。” 但母亲终究是想错了。那几年氮化工效益不好，普通工人的工资只有2000出头，工资翻倍的条件的确让许多人都动了心。没多久，厂里工人跳槽的消息频频传出。 见状，父亲也有些担心，赶紧找得力的工人吃饭，表示“要一起撑过困难时期，否则工人都走了，这个厂就真的要垮了”。甚至私下向刘叔透露，退休了就向领导举荐他，言下之意就是希望他留下来。 意外的是，刘叔没有表态，只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开的工资确实高。” “高我也不去！”母亲抢答。过去外公是合成车间的厂长，母亲有着厂子弟情怀：“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我只想它变好。” 刘叔露出讪笑，夸母亲高风亮节。 就在我们以为顺利稳定了工人时，中午一天，父亲却眉头紧锁地回来了。他告诉我们，刘叔和沿海一家工厂签合同，人已经走了。他之前一点没走漏风声，父亲还是从同事那知道这事的。 母亲大吃一惊：“他走了？那天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天哪，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枉费你当初这么用心培养。” 父亲虽然伤心，仍旧护着刘叔，说他还年轻，想去好工厂是情有可原。“人往高处走，我们要理解年轻人到好地方发展的想法。” 但刘叔的离开却并不干净。 他走后，他班上那些工人也跟着离开，连招呼都不打就彻底消失。 不仅如此，还有人告诉父亲，其实刘叔早就暗通款曲，想把能干活的工人都带走。他说氮化工要垮了：“只有傻子才守着这么个破厂不放。”甚至在背后埋怨父亲只让他当工段长，加班还找其他人，让他在工人面前失了面子。他想去了那边没人压着，搞不好能当个厂长。 这下母亲再也忍不住，在家骂了刘叔两天，说他白眼狼，不懂感恩。但她不忍心在父亲面前说重话，只能向我抱怨：“搞了老半天，没想到是嫌你爸碍事，挡住他了。他也不想想，没有你爸，他能学这么多技术吗？这个时候把工人都带走，不就等于眼睁睁看着氮化工死？” 而我们没想到，刘叔接下来做的事更让人心寒。 4 工人大批跳槽给厂里带来了巨大人才损失，父亲车间原本三百名维修工人，走了一半，其他车间走得更多。正因如此，父亲迎来了最艰难的一年。 虽然氮化工的新对策还没下来，但机器运转不能停，否则会锈得更快。过去工人多时，一个班负责一块区域，大都应付得来。现在工人少了，每人负责的区域变得更大。 每天天一亮，父亲就去车间检查设备。他又变回了工人的样子，和职工爬高塔、加班维修、吃盒饭。即便如此，人手仍是不够。父亲一次次请求领导分派工人，但迟迟没有回应，父亲却说这个结果他早有预见——不是上级忽略请求，而是现在每个车间都缺人，厂里的工人实在是调转不过来了。 不得已，每个车间的厂长开会，形成了互助网络。譬如某车间设备出现大问题，其他车间就委派工人暂时支援。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热闹的工厂现在走了一半人，剩下的一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留下，都有些心猿意马，人心涣散了。 那段时间，父亲经常躲在阳台抽烟。他和我说话时强撑着精神，但转过身，焦虑和疲惫再次裹住这个中年男人。 而就在厂里大乱时，刘叔他们又三天两头地往回跑。他神采奕奕地请老工友吃饭，言语中透露自己工资见涨：“出去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工厂全是自动化，干净、卫生。干的活比这里少，赚的钱还比这里多。现在让我在这里干活，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 刘叔生活更上一个台阶的样子，引得许多工人羡慕。 他也常来我们家。一开始，父母不再计较他当初的不辞而别，也关心他的新生活。但渐渐的，母亲不再愿意招待，因为刘叔流露出的优越感让她不快。他说：“像厂里面这样，要爬到塔上去维修的，我在外面是从没见过，实在太落后了。” 不仅如此，父亲发现刘叔每来一次，车间里的工人就少几个，不知不觉又走了不少人。父亲留个心眼，稍加打探才知道，原来刘叔跳槽的工厂提供了赚钱新思路：只要能挖来技术工人，就给推荐人奖励。所以厂里接二连三走的人，都是被刘叔他们挖去了新工厂。 而且刘叔很“专一”，只挖父亲车间的工人。他说：“反正氮化工已经是个空壳，既没前途，也没钱途。拖得越久损失越大，人还是要往高处走。” 母亲和我说这事时，气得哭出来：“当初一口一个师傅叫得好听，现在竟然想把你爸车间的工人都挖走，让你爸累死累活，怎么做得这么绝？”那以后，母亲不愿给刘叔好脸色。他回厂路上见到母亲，叫她“师母”，母亲全当没听见，头一扭就快步走开。 5 而谁也没想到，氮化工还有回光返照的一天。 2015年，氮化工派来了新领导施总。和谢总不同，施总没下达什么具体改革措施，但神奇的是，他来没多久，氮化工的生产似乎又恢复到从前。不仅生产系统全开，还经常给工人发超产奖，动辄几百上千。久旱逢甘露，大家对这时隔多年的奖金感到惊喜，以为氮化工的效益又好起来了。 而就在生产如火如荼进行时，没多久，氮化工被一家私企相中。就这么突然地，厂区传来了确认改制的消息。 对于改制，人们都不意外。氮化工拖了这么多年，走到这一步在所难免。但大家没想到的是，在改制计划中，还要给每个在职工人赔偿金，也就是买断工龄。 消息一出，所有人都沸腾，因为谁也没想到还有拿赔偿金的一天。 现在回过头看，施总接手后，氮化工就回光返照般地加速生产、给工人发奖金，这是领导真为工人考虑，鼓励工人努力工作，还是领导刻意营造了稳定假象，借此吸引私企注意，这些目的都不得而知。普通职工知道的只是，即使在氮化工最艰难的时候，工厂也不曾亏欠工资，守住了满足工人基本生活的底线。 2016年，改制方案终于确定下来——以买断工龄的方式进行赔偿，一年按四千元计算，赔偿到位后解除劳动合同。这一消息让每个职工都为之振奋。 可以说，大多数职工都在氮化工工作多年，按一年四千元赔偿，每个人都会获得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赔偿金。这笔赔偿金或许比一些工人一辈子的存款都要多。这下，愁云具从工人的脸上消失，大家眼里话里都在交流同样的信息：幸好当初没有跳槽，不然干十年，还没一次赔偿金拿的多。 而当初跳槽的员工自然也收到这一消息，他们愤愤不平，觉得自己虽然已经辞职，但过去对氮化工也有不可否认的贡献，氮化工不能不念及旧情。 于是他们自发集结了一百多人在办公楼下静坐，举着横幅，看到领导下楼就高喊示威，表明心声。也就是在这时，父亲遇到了抗议中的刘叔。 这次见面，刘叔没有了过去的得意，还主动说起新工厂的问题。比如承诺帮工人伴侣解决工作，其实只是让他们干些零工。 “但是，我们对这个厂也是有过贡献的。如果按过去的工龄来算，我们在这个厂也有工龄啊，赔偿给我们是理所当然。如果不行，我们就去市政府门口静坐，把事情闹大，看领导出不出面处理。” 母亲对刘叔见利忘义的行为本就不满，听到这种话更是不愿伺候。刘叔一走，她就毫不犹豫地讽刺：“当初为了多拿千把块钱，把工人都挖走的时候，为氮化工想过吗？现在听说有钱发，又个个都想回来了。”父亲也难得地表态：“估计他们走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个厂还有能发得出钱来的一天。” 其他职工对刘叔他们的请愿理由也很不满，听说他们要求缩减在职工人的赔偿金，以便把自己囊括在赔偿范围内的要求后，更是愤愤不平。于是刘叔他们静坐时，在职工人也在旁边辩驳。 “你们都辞职了还想回来拿赔偿金，这样算起来，有贡献的人就多了去了。那些退休职工有没有贡献？去世职工有没有贡献？照这么说他们也该拿赔偿金，人不在了也要发给子女。” 两边人马在办公楼外吵得不可开交，等待最终的改制计划就成了当时所有人的心头大事。 6 2016年底，改制的方案终于全部出炉。除了在职职工，已辞职的职工没有获得赔偿的资格。消息一出，在职工人欢天喜地，刘叔他们却愤怒无比，举着拳头叫嚣，要去市政府示威，要去法院上告。但示威了几天，领导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改制流程，工人也不再理会他们。于是没多久，他们不得不离开。 那以后，刘叔再没有回过厂里，父母也再没提到过他。 2017年，工人的赔偿款陆续发放完毕。父母因临近退休年龄，双双没再续签。但不少年轻工人拿到赔偿款后又和企业续签合同，李叔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人心惶惶之时，已经出师的李叔没跟着刘叔离开，而是继续留在厂里。改制完成前，父亲因身体原因调动到物业部，李叔便顶替了父亲的位置，成了厂长。 这时候，工厂在职工人只剩下几百人，再无法和过去同日而语了。 遗憾的是，即使氮化工在收购企业的帮助下进行了改制，但仍无法改变气数殆尽的命运：市场继续溃败，机器太过老旧，根本无法与其他自动化工厂竞争。没多久，工厂市值一路亏损，工人也开始息业，一年只开工两三个月。 留在厂里工作的工人都还要养家糊口，指望不了这点工资，纷纷外出打工，厂里的工人也一天比一天少。终于，到2019年的春天，厂里再也没有让工人返工。 虽然没有文件，没有通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氮化工就这样彻底没落了。就像一个庞然大物沉入水底，现在连水波都消失了。至此，市里再没有如此规模的化工厂。 春节过后，我又陪父亲到厂区散步。这是他常做的事，去看看年轻时奋斗过的工厂。只是这工厂已经荒废：传送架生了锈，淡黄色的吸收塔在多年暴晒下变成灰白，过去热闹非凡，灯火通明的厂区，现在安静得轻声说话都会传出回音。 生活区状况也是一样，随着年轻工人的离开，许多退休老职工也走了。厂里的人越来越少，慢慢变成一个空厂，仿佛快要被人遗忘一样。 虽然父母早已搬到省城，但父亲说他每年都要回来看看。 “自从1969年建厂，两代人的青春都贡献在了这里。你也是在这长大的，这里都是我们的家。” 题图 | 图片来自piqsels.com 配图 | 文中配图均来源网络